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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3年12月一天早上天还没亮，随着一声啼哭声，我来到了人世间，降临在焦作市马村区待王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听母亲讲，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民的生活很困苦，我们所处的中原地带还算不错，勉强能吃上饭。我在母亲肚子里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所以又瘦又小。婴儿本身免疫力就很低，我的身体更糟糕，12月天寒地冻，家里唯一取暖的就是挨着窗户的灶台，我很快就得了肺炎。

母亲天不亮就抱着我，走路去25里之外的修武医院看病。住院一周肺炎好了，母亲一个人陪护，好不容易熬到我的病好了，就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结果晚上我又受凉了，变成了气管炎了。虽然是出院，但是还需要吃药。每次吃完药，母亲都需要起个大早，走路到医院去开药。这在农村来说，我不是一个省心的孩子。

我们家只有一座坐东朝西的三间土坯瓦房，五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北边是一个只能放下一张床宽度的里头，进去就是靠墙摆着一张爸爸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睡觉的床，靠着东边横着摆放一张小床，那是奶奶的床，两张床之间放着一个四方形的木头箱子，那是母亲陪嫁的嫁妆，也是幼时懵懂期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和母亲在外边靠南墙的一张大铁床，铁丝网攀的床面，躺上去比较软，紧邻着灶台。

从我有了记忆开始，印象最深的就是天天一顿打。母亲讲，我很要强，每天哥哥起床吃饭，我一听到动静就开始哭，大声叫：“不给我盛饭。”母亲还要去地里上工挣工分。（那时农村属于人民公社，大家一起种地，记工分，到过年根据工分给每家每户粮食和钱。父亲是工人，奶奶年纪大了，在家看我。所以母亲是家里唯一的重劳力。）只要我一哭，她便拿着笤帚，反着拿，用把打我的屁股，狠狠打一顿，我不叫了，母亲吃过饭就上工去了。

冬天我和奶奶坐到灶台上围着煤火眼取暖，奶奶喜欢和我唠嗑，我知道奶奶和母亲的关系不好，就故意说母亲背地常说奶奶不容易，裹着小脚，拉扯父亲长大。奶奶每次听到，总会长长叹口气说，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从小口齿伶俐，话很多，奶奶叫我小喇叭。如果我去姥姥家住上十天半个月，回家后，奶奶总是激动地说：“小喇叭回来了！”我围着奶奶又唱又跳的，把奶奶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了。

（二）

六岁我上育红班了，这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只是当时我们上学年龄都偏大。虽然六岁了，但是我的个子却很低，走路罗圈腿。班里比我大，比我小的都欺负我。母亲说，我每次都是哭着回来。到了冬天，地里的活不忙了。母亲拉着我找到欺负的人家，斥责那些欺负我的人，有的人家的大人说母亲，小孩子打打闹闹正常，不必这样。母亲急了说，他们把我的腿踢拐了。有的大人明智，告诫孩子不要欺负我，当别人欺负我时，要保护我。从此，我就没有再受过欺负。

育红班里有几个老师，教知识的，还有教舞蹈的。老师在班内挑跳舞的人，我特别想去，可是我没有被挑上。当他们在院子里练习舞蹈时，我总是羡慕地扒着门窗往外看，梦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参加。

这个时期自己在业余会帮妈妈去领菜。那时还在集体公社，每一周会按人口分菜。记得房子后面的空地上，分好的一堆一堆的菜，有多有少。按照人数的多少分成几排，我家除了父亲是工人不算，只有四口人，我就找到四人的那一排，看着每堆菜后面插着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大人的名字，我已经认识了母亲的名字。就一个一个找，找一个就念一个，不认识的，遇到大学生，她会帮忙认。直到找到母亲的名字，把菜都捡到篮子里。每堆的菜种类都一样，只有数量上不同。我提着篮子和小伙伴一起蹦蹦跳跳回家了。每次去领菜，我的内心就十分快活，应该是认识了许多字的缘故吧！

农村学校到了秋季会放秋假，这是农忙的季节。我会提着小篮子和小伙伴捡拾掉在路上的麦穗，一路捡一路玩，往往能走很远很远。我们来到麦场，在高高的麦秸垛旁，我们玩立墙，双手撑地，脚蹬着软软的麦秸垛，看谁立得久。有的人刚翻上去就败了，麦秸垛很软，需要控制力度，我玩得得心应手。天快黑了，我们提着小篮子走到大队部，大队部是史家祠堂，灯火通明，我们把小篮子的麦穗头交到大人手里，围着飘香的临时厨房，有人在烙油饼。我们靠着门框，使劲闻着香气，但也只能闻闻，这是给那些干活的大人准备的。

（三）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了，我的生辰是后半年，所以只能和我小一岁的人一起上学。

那天背着母亲连夜给我缝制的花书包，跟着哥哥到待王小学去报名。哥哥把我领到了一间教室的外面，已经有很多小朋友在排队，我也站到后面排队，哥哥就去上课了。可能因为我大一岁的缘故吧，一点也不慌张。等我前边的人进去，我便趴到窗户往里看，一位胖墩墩的女老师坐在窗户前的桌子旁，上面摆放着一些粉笔。面试的孩子先数一数粉笔的个数，我心里跟着一块数。然后再问名字和家庭情况。轮到我了，老师让我数，我看了一眼直接说“十根。”老师把我上下看了一眼夸奖道“聪明呀！”我心里偷偷乐，因为我早就数过了。老师又问我姊妹几个，都有谁？我不懂什么是姊妹，就说五个。有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老师笑了说，姊妹是指和你一辈的人，你姊妹两个。我听了，还是不懂。回家后，问母亲，母亲给我讲了，我还是不理解。就这样我就上小学了。

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郜老师，她就是面试我的老师。刚入班，老师就让我当了组长。可能是我在面试时，给老师留下了好印象吧！

我们的学校听说以前是待武王庙，后来成了学校，只使用了庙的主体院落，大约4亩。这里的屋舍比一般的住房要高大，冬天去学校早些，总觉得阴森森的。

我们那时学习很轻松，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其他很少接触。只要上课认真听讲，把书本上的知识学会，考试问题不大。我记得一年级自己的成绩很一般，但是不影响老师喜欢我。

我的同学有一个叫小珍的，她的智商可能有点问题。老师讲10以内的加法，她一直学不会。后来有一次，老师让她到讲台上，拿着小棒数着给她讲，还是不行，气得老师说，3＋7＝小珍。她真的跟着了老师说，3＋7＝小珍。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我的笑声很高很高。当时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简单的加法都不会。虽然我和她是本家，但是从来没有一起上过学，从内心当中，我一定是瞧不起她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记忆犹新的，当时家里很穷，没有正儿八经的文具盒。我的文具盒是打完针的药盒，那也是趁机会得到的。看到坐在前边的小霞，崭新的画着小动物的铁文具盒，眼里满是羡慕。课间，小霞出去玩了，我的铅笔正好需要用小刀削一下，我没有，就探身把小霞的文具盒拿过来，打开取出小刀削铅笔。小刀很快，一会儿就削好了。上课铃响了，我来不及把文具盒放回去，只好先放到自己的抽斗里。小霞刚坐好，就大声叫：“谁拿我的文具盒了？”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她叉着腰站着，扭头环视了一圈，恶狠狠地说：“我舅是警察，查出来谁拿的，把她逮捕！”我恐惧得要死，低着头，真后悔用她的小刀。老师进班了，小霞才收敛了自己的威风，委屈地告状，有人偷了她的文具盒。老师先让她坐下，下课再说。这一堂课不知道老师讲的什么，满脑子都是警察来了把我要带走。终于下课铃响了，郜老师温和地说：“哪个小朋友给小霞开玩笑哪！放学后，把文具盒送回来就好了。”老师的话如一缕春风吹开了蒙在我的心头的阴霾，恐惧的浓度有一点淡了。熬到了放学，我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起身，东张西望没有人后，拿出藏起的文具盒，用衣襟盖着，来到教室外放到了窗户台上。自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跑回家就感觉心身轻松了许多。一路上就下定决心，谁问起，自己一概不知。

到了下午，刚进班，小霞就对我说，文具盒找到了，我假装高兴地恭喜她。

这件事在我的成长的道路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时刻提醒我，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在三年级之前，我们最开心的就是玩。那时女生最喜欢玩的就是跳皮筋，所谓的皮筋是废旧的自行车内袋，用剪刀剪成一指宽的长条，然后把两头系在一起。一般四个人玩，最少三个人。如果是四个人，两个人一班，先钉杠锤（钉：就是石头——拳头；杠：剪刀；锤：布），谁赢谁的那一班先跳，另外一班撑皮筋。从第一档：用脚踝撑，这个最简单，很少有人不过。第二档：用膝盖撑。需要完成点：脚尖轻点皮筋；迈：两脚跨过皮筋；勾：脚后跟钩住皮筋往外带；盘：脚绕着皮筋转圈，这几个动作，动作不灵便的人，这一档就会败下来，她的同伴就要多跳一遍来救她。第三档：用大腿（屁股）支撑。这一档败下的人就会多一些。第四档：用腰撑。从这一档开始，只有动作灵巧的人才能过。第五档：用胸口撑，这一档难度就飙升了，弹跳力好的也要小心才会不败。第六档：用肩膀撑，这要求跳的人协调性要好，因为高，点之前需要用手把皮筋往下压，瞅准机会，皮筋没有弹起之前，脚就要点到皮筋，当迈时，胳膊把另一条皮筋往下压，用腰使劲，脚往后抬到最高迈过皮筋。这对于跳的人要求更高了。最后档：用双手举过头顶撑。这只有极个别的高手才能通过。我就是跳皮筋高手，我的个子不高，但是弹跳力极好，腰的柔韧性很大，动作协调性好。最后档我只要认真跳，就能跳过，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因为皮筋的高度远远超过了我的个子。所以跳皮筋，大家都喜欢和我一班，如果搭档也强，我们就可以通关。如果稍弱点，也能跳到第五档。最后是需要体力的，搭档不能很救她，否则到了后面，就会感觉体力不支。我们跳皮筋还要说唱词，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革命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完成了。儿歌唱完，跳皮筋不败就过关了可以升档。

我们一放学，就在家门口和几个小伙伴玩跳皮筋，一直玩到天黑了，大人们叫回家吃饭，我们才会结束。

我们女生还会折软腰，往后弯腰，手着地，身子拱成一个桥。我会连翻几个，每次玩都会比看谁翻的多。有一次，我们又在门口玩，路过一个大爷，他看到我连翻5个，就问门口的大人，这是谁家的姑娘。母亲正好在门口笑着说：“怎么啦？我家的。”后来母亲告诉我，他是省戏曲团的，希望我跟他走去学唱戏。母亲害怕我吃苦，没有同意。

冬天，我们还玩抡大绳，但是我不很喜欢，那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中间跳，被绳抽住了鼻子，鼻子一下子流血了。从此就不太喜欢玩了。

课间我们玩的挤尿床很有意思，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找向阳背风的墙，排成一排，大家往中间挤，边挤边喊：挤，挤，挤尿床，挤出谁，谁尿床。挤出的人还要补一句，挤了尿床不尿床。大家哈哈一笑，他跑到队尾继续挤。没有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出汗，身子一下子就暖和了。

男孩子玩的碰拐，单脚独立，另一条腿盘起来，用膝盖去顶对方，把对方顶得双脚落地就算赢了。我也玩过，只是自己又瘦又小，力气太小，就没有赢过，所以不是太喜欢这个游戏。还有一种是扑高，一个人弯腰蹲，双手扶膝盖，另一个助跑，两只手撑住他后背，双腿分开，从背上扑跨过去。蹲的人慢慢升高，从蹲着，到弯腰站着。所有都扑过去就算赢了。冬天早上去学早，我们就会在班门口玩这个游戏。有一次，我扑的时候，太高了，落下时，脚被蹲的人绊了一下，摔倒在地，自己失去了意识，可能就几分钟，我醒了起身拍拍了身上的土。头还是晕晕的进了教室，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从此，自己就没有再玩过这种游戏。

三年级的班主任是卢老师，到了下半学期不教我们了，听说调回家门口的白庄学校了。班里我和小玲、小芳、小琳四个人学习最好，老师最喜欢我们。趁星期天，她们提议去看望卢老师，我家穷，就摘了一些西红柿。（当时已经进行土改，实行土地承包责任田，按人口分地。我妈很会种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其他人带着什么，记不起了，但是都比我的好。我们见到了卢老师，老师很热情，她们三个跟老师很亲热，我的热情没有那么高。只是老师问我时，我才会回答老师一句。

三年级是作文的启蒙教育时期，卢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不会写，愁的时候有人给我出主意，编一篇作文。他大概给我讲了一下，我就按照他说的写出来了，竟然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内公开的念了起来。最后还询问文中提到的小玲，小玲当场说，没有这回事。老师当着全班人的面，批评我，作文不能编，只能写真实的事。这件事对于我来说是没顶的灾难，从此不喜欢写作文。直到上了初三为了考学，才努力写日记提高写作水平。所以我和卢老师之间本不是很亲切。

接替卢老师的是赵老师，他本是墙南中学的一个体育老师，往待王调时，正好我们班缺班主任，他临时带我们了一学期。也就是这一学期，他知道我的学习很好，成了我人生路上的贵人。我上初二时，班内特别乱，我也跟着不好好学习，但是我的成绩还是全班第一。我的体育老师就是赵老师，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很严肃的告诉我：“你这么聪明，不好好学，就耽误了自己。回家给大人说说，调个班好好学吧！”我本是个听话的学生，回家之后，便把赵老师说的话，给母亲说了。恰好我的邻居就是一个初中班主任，我们本家的，我叫她婶婶。我妈找人家一说，婶婶很爽快的让我去她的班级。从此开始好好学习，才有了现在当老师的工作。说赵老师是我的人生贵人一点不为过。

四年级又换了张老师，他是一位上年龄的男老师，我成了大班长，上课凡是同学们不会的题，老师就喜欢问我怎么做，我也是瞎蒙乱说，竟然十之八九还都对了。这和我没事喜欢念字是不是有关，我也不知道。只记得过年每家每户要在墙上贴画，当时的画很多连环画，有文字。我见到有文字的就念，不认的字就用“啥啥”代替。

张老师平时很随和，但是严肃起来，也很可怕。冬天的一个清早，我和小玲早早来到学校，班门还没有开，小玲拿出一些瓜子，我俩就在门口磕着瓜子边说话，边等开门。拿钥匙的同学来迟了，老师也跟着到了，我们忙着挤进教室。刚坐下，老师就问：“门口的瓜子皮是谁弄的？”我吓得不敢吭，小玲站起来说是我弄的。我惊讶的看着小玲，老师严厉的批评了我，并且责罚我把班门口的瓜子皮捡净再进班。冬天很冷很冷，我捡着瓜子皮，小手冻得通红，心里很是委屈，等我捡完进班，老师检查作业，让我拿自己的家庭作业，我翻遍了书包也没有找到，我赶紧给老师解释，作业丢家了。老师没有给我留一丝面子，让我回家拿作业。我一路哭着回家拿来了作业，交给了老师。一上午我的心绪难平复，上课精神恍惚，也没有听讲。等到下午放学。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递给我了一块糖，语重心长的说：“你是一个班长，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错了事，要勇于承认。”我得到糖的那一瞬间，心里一下子敞亮，委屈早就烟消云散了。我使劲的点着头，老师还说了很多，内容不记了。但是老师的那颗糖，却让我难忘。后来张老师也调走了，我为此还失落了很长时间。

四年级数学我们开始学习打算盘，有一个好朋友，她把我领到她外公家，让外公教我们打算盘，我学的比她快，记得我练会了“凤凰双翅飞”，得到了外公的夸奖。只要放学，就会去她外公家练习打算盘，有时候练习上瘾，看着表，完成一遍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年轻的女教师——陈老师。我们的班级搬到了学校门口刚盖的临街的两层楼上，每天放学我们都会提水冲教室。也许是老师年轻的原因吧，我放学还喜欢去老师家。陈老师是待王本地人，她家在东街，我家在南街，离得比较近。也是她领上我看书的道路。先是推荐童话书，老师去学校给我们借来，我如饥似渴的看，感觉学习的日子更有意思了。也是这一学期，我拿了小学生涯中第一次奖励，期末考试全年级第十名，奖励了一个铁文具盒。虽然那时候自己已经有了真正的文具盒，但是这个文具盒是有代表意义的。可是三好学生却不是我，竟然是小玲。大会结束了，我躲在门后，感觉老师把三好学生给了小玲，是因为我家穷，老师看不起。当老师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不把三好学生给你吗？”我没有回答老师，只是扭头走了，心里从此不再和老师亲近。

我们那时候小学是五年制，五年级面临的毕业。老师安排了一个学习差的学生和我同桌。我记得这个同桌姓褚，是个女生，长得胖胖的。我当时担任学习委员，所以对我同桌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罚她写作业，她倒不反抗，结果助长了我的威风。不允许她犯一点错误，只要犯我就会罚她。后来她哭着回家说了，家长告老师，老师批评了我，我不再管这个同桌了。也许，老师是想让我自我评批，但是我满脑都是，家里穷，老师看不起我。这件事压根就没有想起来。

放学后，我的玩伴有几个是邻居，她们都比我大，上初中了。有两个姐姐不喜欢写作业，我就上到房顶，趴到那里，帮她们抄写一些词语性的作业。因此，我认识了很多词语。还有一个玩伴，她喜欢当小老师，我就做她的学生，她会把课堂上学的数学题讲给我听。她家有一块小黑板，我坐在黑板前，她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上短除法求最小公倍数。我听的可认真了，学的也很快。她还会出题让我做，我总是都能写对。也因此上初中后，我的数学老师常常夸我是天才。其实我心里清楚，只是自己早早的学过了这些知识。

童年的日子多的是快乐，难过的事情没有了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