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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的奚锡灿和香港大学的Anson Zhou，合作撰写的论文“The Dynamics of Gender Norms and Fertility Decline”，于2026年8月19日在国际经济学顶刊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在线发表。

# 论文简介 #

Title：

The Dynamics of Gender Norms and Fertility Decline

Author：

Xican Xi，Anson Zhou

Abstract：

This paper models fertility as the outcome of gender-biase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teracting with endogenous social norms governing childcare. When rising female wages outpace norm adjustment, the inherited norm makes reallocating childcare toward fathers costly, so mothers bear a disproportionate burden and the shadow price of children rises. In cross-country data, fertility falls faster where women's relative standing rises, especially where norms are tighter or more rigid. Calibrated to South Korea (1976–2016), the model shows that strong, slow-adjusting norms deepen the decline. Despite smaller short-run effects, male childcare subsidies yield larger long-run gains than female subsidies by accelerating convergence to egalitarian norms.

文章标题：

性别规范的动态与生育率下降

中文摘要：

本文将生育率建模为性别偏向的技术进步与支配育儿责任的内生社会规范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女性工资的上升速度快于规范调整速度时，既有规范使得将育儿责任重新分配给父亲变得成本高昂，因此母亲承担了不成比例的负担，子女的影子价格随之上升。跨国数据表明，在女性相对地位上升更快的地区，生育率下降也更快，尤其是在性别规范更严格或更僵化的地方。以韩国（1976—2016年）进行校准后，模型显示，强大且调整缓慢的性别规范会加剧生育率的下降。尽管男性育儿补贴的短期效应较小，但其通过加速向平等主义规范收敛，所带来的长期收益大于女性补贴。

# 主要内容 #

核心发现：

1. 生育率下降的关键并非女性工资上升本身，而是工资变化与性别规范调整速度之间的错配。女性相对工资提高后，纯机会成本最小化要求父亲承担更多育儿时间；但若既有规范仍要求母亲负责主要照料，家庭偏离传统分工就要承受社会不赞同和心理效用损失。实际育儿配置因此停留在旧传统与新成本最优点之间，母亲的剩余劳动收入下降，孩子的影子价格上升。模型中的生育决定需要夫妻双方同意，实际生育数等于两性期望生育数的较小值，因此母亲承担的额外负担会扩大两性生育意愿差距并压低实现的生育率。随着规范最终追上工资变化，生育率可能先大幅下降、随后部分恢复，形成非单调的动态路径。

2. 性别规范在模型中并非外生常数，而是通过“代际替代”和“代内重估”两条渠道内生演变。进入生育年龄的新一代会根据当期工资选择可能更平等的育儿分工，这些实践在其年老后进入社会规范的总体平均，形成代际替代渠道；已经退出生育期的群体也会根据当前经济环境重新评价性别角色，但其意见仍受到自身过去育儿实践的锚定，形成代内重估渠道。每个老年群体对当期规范的权重取决于其人口规模，而群体规模又由历史生育率决定。因此，工资、育儿分工、生育率、年龄结构和社会意见相互反馈。社会压力越强、老一代越固执，规范惯性越大，工资与规范之间的缺口越深、持续越久。

3. 62个经济体的跨国截面证据支持模型关于“平均效应”和“规范严格度”的预测。作者利用1990-2019年数据，为每个经济体分别估计总和生育率、女性劳动收入份额和推断女性相对工资的年度趋势。结果显示，女性劳动收入份额的年增速每快1个百分点，总和生育率每年的下降幅度约多0.06个孩子，即十年累计超过0.5个孩子；控制人均GDP增长趋势后几乎不变。采用Uz文化严格-宽松指数后，规范严格度的异质性非常明显：在严格社会，同样1个百分点的女性收入份额加速上升，对应生育率年降幅约再扩大0.10个孩子；在宽松社会，梯度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推断相对工资指标得到方向一致的结果。

4. 16个经济体的十年差分面板进一步表明，规范越僵化，女性经济地位改善与生育率下降之间的联系越强。作者利用ISSP 2002年和2012年“家庭与变化中的性别角色”调查，比较1920年代与1980年代出生群体对“男性挣钱、女性照料家庭”的态度差异，构造跨代性别规范变化指标ΔGenderNorm。十年内女性劳动收入份额提高10个百分点，平均与总和生育率下降约0.5个孩子相关；当跨代态度几乎没有向平等方向移动时，降幅可接近1个孩子，而在规范变化较快的国家，关系接近于零。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共同年份趋势、服务业就业份额变化，并将女性经济地位指标对人均GDP和时间趋势残差化后，交互项仍保持显著。

5. 韩国1976-2016年校准表明，规范滞后几乎使技术变化带来的生育降幅翻倍。模型能够较好复制韩国长期生育率下降和男女育儿时间差距。三种思想实验中，1976年“旧技术＋旧规范”的女性相对工资为0.47、女性育儿时间约为男性的5.68倍，生育率为2.80；当相对工资升至0.63且规范已经调整到新的长期值时，生育率仅降至2.66，降幅为0.14；若工资已经变化而规范仍停留在5.68，家庭实际育儿比仍高达5.25，生育率降至2.54，降幅为0.26。也就是说，持续的传统规范把直接技术效应放大了接近90%。所有基准和反事实路径中，女性期望生育数始终低于男性，是家庭生育谈判中的约束方。

6. 五组反事实揭示了政策时点与规范塑造的差异。将韩国女性相对工资从0.47升至0.63的过程由40年压缩为15年，会因规范来不及调整而造成更早、更深的生育率下探；把老一代固执度ψ减半，最终降幅由6.4%缓和至约6.0%；把年轻夫妇承受的社会压力λ减半，则最终降幅降至约5.4%，育儿分工和规范也更快趋于平等。使用更低社会压力和更低固执度的美国参数，韩国式工资路径会产生明显温和的生育转型。育儿补贴方面，补贴母亲短期见效更快，却强化传统分工；补贴父亲初期受规范抵制，但约十年后反超女性补贴，并通过推动父亲参与和规范平等化，在长期带来更大的生育增益。

文章核心变量构造：

1. 重叠世代、人口结构与外生工资路径。经济中男女最多生存J个时期，模型每期为5年，校准设定J=16，对应80岁寿命；夫妻在Jf=6即25-30岁阶段组建家庭并决定生育。男女工资w_f和w_m由性别偏向型技术力量推动，基准模型把工资路径视为外生，并用女性相对工资w_f/w_m刻画技术变化。人口年龄分布通过生育率内生更新：当期生育决定下一期新生群体规模，而不同历史生育率形成的队列规模又决定老年群体对当前规范的权重，使人口结构和文化演化相互连接。

2. 家庭三阶段有限承诺问题。第一阶段，在给定孩子数量时，夫妻选择母亲和父亲的育儿时间。目标函数包含双方放弃市场工作的机会成本，以及实际女性/男性育儿时间比偏离社会规范η的效用损失；λ衡量年轻夫妇承受的社会压力，β衡量母亲在育儿生产中的相对生产率，σ控制父母育儿时间的替代弹性。第二阶段，夫妻分别形成期望生育数，实际生育率n=min{n_f,n_m}，用最小规则体现生育不可逆且双方均有否决权。第三阶段，孩子出生后按预先承诺的育儿配置执行，并通过Nash议价分配消费；α刻画共同生活的规模经济。

3. 内生社会规范及其关键参数。η_t定义为所有已退出生育期队列所表达意见的、按队列人口占比加权的平均值，经济含义是社会认可的女性相对男性育儿时间。每个老年队列在表达意见时，一方面考虑当期工资下的育儿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受到自己过去实际育儿方式的牵引。ψ为“固执度”：ψ越大，老一代越坚持历史实践，代内意见调整越慢；λ则决定年轻家庭偏离既有规范时直接承担的效用成本。新队列实践进入未来人口平均形成代际替代，老队列随环境重新评估形成代内变化；二者共同决定规范的短期惯性和长期收敛。

4. 跨国截面变量。因变量speed_TFR为每个经济体1990-2019年总和生育率对年份回归的斜率。女性相对经济地位使用两种指标：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中的女性税前劳动收入份额speed_finc，以及以女性收入份额和世界银行男女劳动参与率反推出的相对工资代理。speed_GDP为Penn World Table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年度趋势。规范严格度使用Uz的文化严格-宽松指数CTL_DS，指数越大代表社会越宽松；文章同时使用连续指数交互项和“严格度高于中位数”虚拟变量，检验女性地位变化对生育率斜率是否受规范执行强度调节。

5. 规范僵化度与十年差分面板。作者从ISSP 2002和2012年调查中提取对“男人负责挣钱、女人负责家庭”陈述的态度，将反对编码为1、赞同编码为-1、中立编码为0，并以1980年代出生群体与1920年代出生群体的平均态度差构造ΔGenderNorm；数值越大，表示跨代性别观念越向平等演变、规范越不僵化。面板因变量为总和生育率的十年变化，核心解释变量为女性收入份额或推断相对工资的十年变化，并控制GGDC数据中的服务业就业份额十年变化、国家固定效应和共同线性时间趋势。

6. 韩国校准参数与目标矩。需要联合校准的核心参数包括生育偏好权重γ、曲率ρ、母亲育儿生产率β、老一代固执度ψ和社会压力λ；来自文献的外部参数包括父母育儿替代弹性σ=2.5、家庭规模经济α=1.2、每个孩子时间成本ϕ=0.15。韩国校准得到γ=3.0、ρ=2.4、β=0.49、ψ=0.05、λ=0.0065。识别矩包括1976年生育率及1976-2016年趋势、1999年女性/男性育儿时间比及其后变化，以及KGSS性别角色态度变化中约81%的代内调整份额。工资路径则匹配OECD的实际人均GDP和性别工资差距。

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1. 论文明确把跨国结果定位为“支持性、描述性证据”，并未将女性经济地位变化的回归系数直接解释为严格因果效应。理论模型给出三项可检验预测，跨国截面和面板只检验其定性模式是否存在；社会压力λ和固执度ψ的定量识别由韩国结构校准完成。这种分工避免了用国家间长期趋势相关性替代结构机制识别，也要求读者把政策结果理解为给定模型和校准参数下的反事实，而不是无条件的经验处理效应。

2. 女性相对经济地位采用双重测度。主指标是女性劳动收入占男女劳动收入总额的份额，同时利用该份额与男女劳动参与率推断女性相对工资，使经验变量更接近模型中的w_f/w_m。两种指标在62国截面、16国十年差分面板中均得到女性地位上升越快、生育率下降越快的结论，并对规范严格度和僵化度呈现方向一致的异质性。这降低了单一收入份额同时受劳动参与、工资和工时变化影响所产生的测量偏误。

3. 发展速度与结构转型控制。跨国截面加入实际人均GDP对数的年度增长斜率，女性经济地位系数基本不变；面板回归除国家固定效应和共同时间趋势外，还控制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十年变化。作者进一步在国内将女性收入份额或相对工资变化对年份趋势和人均GDP回归，以残差作为性别偏向型技术变化指标，规范僵化度交互项仍显著。由此，结果并非简单重复“经济增长越快、服务业扩张越快、生育率下降越快”的一般发展事实。

4. 社会规范的两种维度分别测量并采用替代设定。规范严格度以Uz基于个体意见离散度构建的严格-宽松指数代理，既使用连续变量，也按样本中位数定义严格社会虚拟变量；两种设定都显示严格社会的生育率梯度更陡。规范僵化度则不使用同一文化指数，而依据ISSP两个调查波次的跨出生队列态度变化构造，检验的是规范调整速度。把λ和ψ在经验上分别对应“偏离成本”和“历史锚定”，有助于避免把规范强度与规范变化速度混为同一概念。

5. 样本选择与异常值处理具有明确规则。截面样本要求1990-2019年各数据源共同交集至少有20个年度观测，最终保留62个经济体；印度和斯洛文尼亚因Uz两种文化指数排名冲突过大被剔除，埃及因WID女性收入份额在2009-2010年出现方法修订导致的三倍跳升被剔除。规范僵化度面板要求同时具备ISSP态度、GGDC产业和宏观数据，形成16个经济体、192个观测；台湾因缺少WDI劳动参与率序列而不进入相对工资代理样本。

6. 估计权重、固定效应与十年差分共同检验结果的层级稳定性。截面采用人口加权最小二乘，避免小型经济体与大型经济体在全球人口意义上被机械赋予相同权重；面板用十年变化吸收缓慢水平差异，并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和共同年份趋势，识别依赖同一经济体不同时段的变化。平均效应、严格度交互和僵化度交互在女性收入份额与推断工资两类指标下相互印证，说明结论不是某一种回归层级或变量尺度的偶然产物。

7. 韩国校准使用多类外部矩和文献参数交叉约束模型。生育偏好由初始生育率和长期轨迹约束，母亲育儿生产率由最早可得的育儿时间性别比约束，λ由该差距的持续性约束，ψ由KGSS态度变化中代内调整份额约束；α、ϕ和σ则直接采用既有研究值。模型不仅匹配用于校准的韩国生育率和育儿差距，还得到女性始终是生育谈判约束方的预测，并与KGSS 24-34岁受访者中女性理想子女数持续低于男性的外部事实一致。

8. 美国独立校准和政策实验设计提供额外可比性，但论文也保留清晰的局限。美国1965-2015年校准得到λ=0.003、ψ=0.04，均低于韩国，并在替换韩国规范参数后产生更温和的生育下降。性别补贴实验令女性补贴率为10%，再把男性补贴率设为约26.8%，使两项政策在初始稳态具有相同机械财政支出，避免直接用不同预算比较效果。不过工资路径在模型中仍是外生的，且“相对工资上升应把育儿时间转向父亲、严格规范会削弱这种反应”的核心小时数预测尚未被直接因果检验，因此反事实应视为结构化机制分析。

研究意义：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把技术变化、家庭谈判、人口结构和文化演化置于同一动态框架。第一，文章超越“女性工资提高会增加生育机会成本”的静态解释，指出真正造成最低低生育率的可能是快变量与慢变量之间的落差：劳动力市场迅速提高女性相对回报，而育儿性别规范仍停留在旧均衡，母亲便同时承担更高市场机会成本和不成比例的家庭责任。第二，模型把社会规范微观化为老年队列根据当期环境和自身历史实践形成的意见，并让队列权重由历史生育率内生决定，由此连接代内重估、代际替代与人口反馈。第三，有限承诺与双方生育否决权使性别间育儿负担差距能够直接转化为实现生育率下降，并解释“先降后升”的非单调路径。实践上，研究提醒政策制定者不能只看补贴的即时数量效应，还要评估政策会强化还是改变育儿规范。补贴母亲、延长仅面向女性的照护支持，短期可能更快提高生育，却会固化女性负责育儿的均衡；父亲专属假期、男性育儿补贴和降低男性使用政策的职场污名，初期效果较慢，却能通过改变实际分工和后续社会意见获得更大的长期收益。对于面临“未富先老”的追赶型经济体，推进女性就业而不同时建设托育服务、父亲照护制度和反歧视环境，可能在过渡期放大生育率下降。政策评价因此应把工资变化速度、规范严格度、代际观念更新和家庭内部议价共同纳入。

本文数据来源：

1. Our World in Data、Human Fertility Database与联合国人口数据：跨国总和生育率取自Our World in Data的children-born-per-woman序列，该序列整合Human Fertility Database观测和联合国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估计；韩国1976-2016年及美国1965-2015年校准的生育率目标同样来自联合国。人口规模用于跨国加权，世界卫生组织寿命信息和Statista初育年龄信息用于设定模型寿命期数与生育时期。

2.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orld Bank WDI、Penn World Table与GGDC：WID提供女性税前劳动收入份额；世界银行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提供男女劳动参与率，用于反推女性相对工资；Penn World Table 10.01提供实际人均GDP；GGDC 10-Sector Database提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结构，用于构造十年服务业就业份额变化并控制结构转型。上述来源共同形成62国截面及16国十年差分面板的宏观变量。

3. Uz文化指数与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Uz的严格-宽松指数根据个体意见分散度衡量社会对偏离规范的惩罚强度，对应模型中的λ。ISSP 2002年和2012年Family and Changing Gender Roles模块提供“男性挣钱、女性照顾家庭”等性别角色态度；作者比较1920年代与1980年代出生队列的平均回答，构造ΔGenderNorm，作为规范跨代变化速度和模型固执度ψ的经验代理。

4. 韩国与美国校准数据：OECD数据库提供韩国和美国实际人均GDP及性别工资差距路径；韩国育儿时间性别差距来自Park（2021）基于Korean Time Use Survey的估计，Korean General Social Survey提供性别角色态度的代内变化份额以及男女理想子女数。美国育儿时间在1965-1995年取自American Heritage Time Use Study，2003年后取自American Time Use Survey；美国General Social Survey提供性别角色态度变化。相关文献参数还包括Doepke和Kindermann、de La Croix和Doepke、Knowles与Yum的估计。

可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