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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日礼物”在深圳龙岗悄然启航——“童心港·鸿蒙数字未保站”正式投入使用，将AI与鸿蒙技术深度融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动未保服务从“兜底救助”向“精准智治”转型。同一天，一项聚焦儿童成长环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GB/T47703-2026）正式获批，将于2026年12月1日起实施。这是国内儿童友好建设领域的首部推荐性国家标准。从深圳的基层未保站创新，到国家级标准的出台，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正处在从“试点探索”迈向“全域深化”的关键转折点。

然而，这一转折的最大变量，正悄然酝酿于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中。当传感器布满城市的每一条通学路，当大模型成为孩子的英语陪练，当AI系统精准识别并主动帮助困境儿童，我们不禁追问：AI究竟会成为儿童友好的“赋能引擎”，还是在不经意间制造新的“隐形围墙”？本文将立足“十五五”时期的政策背景，从理论根基、技术路径与治理框架三个维度，系统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发展前景，为这场正在发生的城市深层变革提供一份理性的理论坐标。

1 “一米视角”的理论根基：从儿童本位到空间正义

1.1 儿童友好的概念内涵与价值革命

儿童友好城市并非一个新近发明的概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早在1996年就发起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主张将儿童权利的核心原则融入城市的治理体系。其理论根基在于：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物理空间的扩张，更应包括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幸福感的公平实现。

在2021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儿童友好”被正式界定为“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这一表述将儿童的人格平等、社会参与和发展自主性纳入城市治理的核心关切，本质上是一场从“成人本位”到“儿童本位”的城市文明深刻转向。

1.2 儿童视角的空间政治学

所谓“儿童视角”，是在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中，尊重并优先考虑儿童的需求与感受，坚持儿童优先发展和最有利于儿童的原则，打破成人主导的决策模式，让城市发展更契合儿童发展需求。

“一米高度”这一形象的表述，正是儿童视角的空间具象化——它意味着空间尺度的根本重构：扶手的高度、楼梯的宽度、标识的视觉范围、安全警示的颜色，都必须以儿童的感官体验为基准进行重新校准。这意味着城市物理空间的每一项决策，实际上都隐含着一个价值判断——谁的需求被优先考虑，谁的声音被听见。

2 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政策演进与现状

2.1 顶层设计的制度框架

自2021年国家层面启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我国已建立起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的完整制度体系。

在指导思想层面，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作出系统性部署，确立了社会政策友好、公共服务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间友好、发展环境友好等“五个友好”方向。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导则（试行）》，明确了从城市到社区各层级的空间改造指引。此后，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形成了“顶层规划—空间导则—行业标准—地方立法”的政策链条。

2026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发改社会〔2026〕258号），标志着儿童友好建设从阶段性的“城市建试点”转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新政策明确将“一米视角”正式确立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的重要遵循。

2.2 试点的空间图景与数据镜像

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有116个城市启动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覆盖全国超过1/3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各地围绕“五个友好”要求，构建了政府统筹、部门协同、多元参与的工作格局。

在地方立法层面，温州、常州、济南等地已出台促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在标准体系层面，深圳牵头编制了国内首部儿童友好公共设施国家标准，联合了包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儿童中心、同济大学等在内的全国20家专业机构共同编制；在实践探索层面，广东东莞出台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政府规章，上海、深圳、宁波等地成立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机构。深圳还依托全国首个市级妇女儿童维权关爱智慧系统，实现跨部门线上“一键式”服务与母婴室等公共点位“一图尽览”。

从统计视角来看，这组数据清晰地揭示出，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裂变：从最初几个先锋城市的孤独探索，发展为一个覆盖全国超过三分之一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制度性实践。这一扩展规模的背后，既反映了地方治理主动适应人口转型的结构性需求，也体现了中央政策对“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战略考量。

3 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的技术路径

3.1 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AI驱动的范式转换

在传统的城市服务供给模式中，儿童及其家庭需要主动搜寻信息、自行匹配资源。然而，随着AI技术的渗透，这一模式正在被根本性地重构。全国多地正探索以数智力量破解服务资源分散、供需匹配不准等市域治理难题，推动儿童服务模式从“人找服务”向“服务找人”转变。

这一范式转换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的支撑。AI系统通过多源数据采集、用户画像建模与智能推荐算法，可实时感知儿童在不同阶段的真实需求，并主动推送适配的服务资源。例如，当系统识别到某社区的低龄儿童数量即将进入入园高峰，可提前推送托育机构信息并提供学位预警。

从工程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涉及三个技术模块的深度协同：感知层通过物联网设备采集儿童出行的时空轨迹与环境安全数据；决策层通过机器学习算法识别需求模式与风险情境；交互层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实现儿童及其家长的零门槛触达体验。

3.2 数字基座：三座标杆城市的技术架构对比

济南、雄安新区与深圳作为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标杆城市，各自探索了差异化的技术路径。

济南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与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三区叠加”的城市，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与数字济南战略深度融合，从服务、场景、产业、安全四大维度发力。其技术架构的核心是联通公安、民政、卫健等多领域数据，构建覆盖儿童“医、食、住、行、学、玩、购”的数字大脑，实现“一站式”精准服务。

雄安新区作为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试点，在“十五五”时期着力打造20所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以数字技术重构校园生态，为儿童友好型的“未来之城”打造智慧教育新样本。具体措施包括：智能体育系统实时分析学生运动状态、智慧班牌记录课堂情况、智慧阅读器让书本兼具视听功能，以及开设3D打印、无人机、机器人、VR体验等129项校本课程。

深圳则从“一米高度”视角出发，以数据驱动决策、平台整合资源，逐步构建起响应更快、覆盖更准的数字服务生态。2026年建成的“童心港·鸿蒙数字未保站”，将AI与鸿蒙技术深度融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打造了智学自习舱、数字博悟馆、安全守护角和童趣欢乐园四大智慧功能空间。

下表从核心定位、技术基座和主要应用场景三个维度，对三座标杆城市的技术路线进行了系统对比：

三座城市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技术互补图谱”：济南侧重于宏观的产业融合与数据协同，雄安专注于教育场景的深度智能化，深圳则聚焦于基层服务的精准触达。这种差异化的探索路径，实际上指向了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的不同底层逻辑——“数字融合”“教育先行”与“服务触达”三者互为补充，而非相互替代。

3.3 AI+儿童友好的场景矩阵

从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看，AI正在以下几个关键领域深度嵌入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智慧校园与个性化学习：在国家层面，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科技教育的意见》明确“推动数字赋能”，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创新数字教学模式，构建在线式、混合式等数字化环境，探索人工智能支撑的教学新形态。AI助学系统可根据学生的学习数据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智慧助教辅助教师完成作业批改与学情分析，大幅释放教师精力投入到更具创造性的教学活动中。

智能交通与出行安全：在对深圳市21名儿童友好观察员的调研中发现，安全守护是孩子们建言的重点。有孩子建议在路灯上安装一键求助装置，在路口和停车场出入口安装“一米高度”智能安全导引系统，识别到儿童独自行走时自动语音提示。这些设想正逐步从儿童创意走向技术实现。广州、苏州等地的“儿童友好通学路”建设已经将智能交通信号优先、违章抓拍与AI感应灯等技术整合应用。

智慧公共卫生与健康管理：深圳探索的“AI+眼健康”体系，为学生建立电子视力档案，实现“一档全管”。AI辅助诊断系统在儿童医院的应用已开始缩短分级诊疗的等待时间，使更多急症患儿能在“黄金窗口”内获得精准救治。

基层儿童福利与困境保护：济南研发的“孤困儿童主动发现和自主审核”模型，将福利保障从“举手申请”转为“主动发现”。深圳龙岗的“童心港·鸿蒙数字未保站”则构建了集困境儿童信息采集、服务精准匹配于一体的数字化工作枢纽。

儿童参与与数字化协商：AI不仅作为服务工具，还作为儿童参与城市治理的桥梁。济南在第三届儿童友好数字大会上发布了《儿童友好数字倡议》，呼吁重视数字隐私与安全、尊重儿童参与权、让AI成为成长伙伴。深圳市21名儿童友好观察员已通过实地走访调研，向城市管理部门提出了数十条基于AI技术的城市优化建议。

下图展示从需求感知到服务反馈的完整闭环：

4 AI与儿童友好融合的伦理边界与治理挑战

4.1 “数字围城”：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深层困境

AI系统的深度介入，必然涉及对儿童行为数据、健康信息、家庭状况乃至成长轨迹的全方位采集。当这些高度敏感的数据在跨部门系统之间流转，一旦发生泄露、滥用或二次分析，其潜在危害将远超传统隐私泄露场景。

核心挑战之一在于，儿童无法像成年人那样做出真正“知情同意”的选择。正如IAPP（国际隐私专业协会）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儿童并非能够理解语境化影响或识别说服策略的完全自主的数据主体，他们只是吸收信息模式。这意味着，传统基于“同意”的数据治理框架在以儿童为对象时天然失灵。一种更为合理的伦理路径是，将“儿童最佳利益”设定为所有数据处理行为的首要前提，并实施更严格的伦理审查与数据最小化原则。

核心挑战之二，是“数字鸿沟”的伦理不平等性。尽管AI系统旨在提升服务覆盖的公平性，但在技术可及性、设备可获得性、数字素养等维度，城市边缘儿童与流动儿童群体可能被技术浪潮进一步推向信息的“盲区”，这恰恰与儿童友好城市追求的空间正义理念背道而驰。

核心挑战之三，是AI算法的潜在偏见与歧视。生成式AI的风险矩阵分析显示，面向青少年的AI系统普遍存在“偏见/歧视”（Bias/Discrimination）风险，且呈现出与发育阶段相关的新表现形式。数据集本身的偏差、算法设计的不透明、以及模型输出中隐含的刻板印象，都可能使边缘群体在无意识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在其最新版《AI与儿童政策指南》（Guidance on AI and children Version 3.0）中，明确提出了面向儿童的AI系统应遵守的十条要求，包括：确保面向儿童的AI监管框架与合规、保障儿童安全、保护儿童数据与隐私、确保非歧视与公平性、提供透明度与可问责性等。这些原则已成为全球AI伦理治理的重要参照基准。

4.2 “虚拟伙伴”还是“替代陪伴”？AI情感交互的伦理迷雾

随着大语言模型与情感AI应用的普及，AI正在从“信息工具”转变为儿童的“情感伙伴”和“社交对象”。当儿童与一个并不具备真实意图和情感的AI系统建立深度依赖关系时，其社会发展与同理心培育将面临不可预期的风险。已有学术研究指出，未成年人深度依赖情感陪伴类AI应用，在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方面容易被不良导向侵蚀，不利于价值观的培养和形成。

更深层的伦理追问在于：当AI能够完美模拟倾听、鼓励和情感回应时，成人社会是否有理由将本应由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承担的儿童情感陪伴责任，技术性地外包给算法系统？这类问题没有现成的技术答案，却决定了AI时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伦理纵深。

4.3 从“技术决定”到“伦理嵌入”：构建AI治理框架

针对上述挑战，中国正逐步构建从法律到技术规范的治理闭环。

在立法层面，我国已形成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为基础，衔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和生成式AI服务管理规范的法律体系，对面向未成年人的使用时间、权限及防沉迷措施等作出了明确要求。然而，有学者指出当前规范仍存在对象与场景细化不足、平台义务的可验证性不足、救济的及时性与可及性不足等短板，亟需完善一体化治理路径。

在行业标准层面，BBB National Programs发布的“生成式AI与儿童风险矩阵”明确了误导性广告、隐私入侵、偏见与歧视等多维风险框架。深圳市“童心港·鸿蒙数字未保站”引入了鸿蒙分布式系统自带的隐私保护机制，以智能中控屏统一调控环境设备，杜绝多设备孤立造成的安全盲区。

在数字素养层面，《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提出构建“知识—技能—思维—价值观”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素养培养体系，将AI价值观培养前置到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早期阶段，使其具备批判性使用数字工具的内在能力。

5 全球视野下的儿童友好城市与AI治理

5.1 国际经验对照：UNICEF原则与地方立法的融合

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的探索并非中国独有。在国际层面，UNICEF自2020年起已连续发布多版《AI与儿童政策指南》，系统性地从儿童权利视角出发，为各国AI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详细的技术建议。值得特别关注的是，2024至2025年间更新的第三版指南新增了对生成式AI伴学工具、AI供应链中的儿童劳动与数据集污染、AI生成儿童性虐待材料等新兴风险的专项研究。

对照国际经验，中国的差异化路径在于：中国并不只是等待AI安全问题的全球共识，而是通过将AI伦理要求转化为国家标准——《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GB/T47703-2026）和《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实现从顶层到基层的穿透式落地。深圳、济南、雄安新区等城市的实践在“AI+儿童服务”“AI+教育”“AI+基层保护”三个方向上的差异化探索，正在形成可向全球推广的“中国方案”。

5.2 全球共治的新议题：儿童AI伦理的跨国挑战

在全球治理层面，儿童AI伦理面临几个跨国性的共同挑战：AI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包跨境流动，如何确认这些数据中没有涉及本国儿童的敏感信息？AI伴学应用的全球部署，如何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差异？这些问题突破了单一主权国家的治理边界，亟需通过国际公约与双边协议实现协同规制。

在第三届儿童友好数字大会上，儿童代表共同发出了《儿童友好数字倡议》，呼吁重视数字隐私与安全、尊重儿童参与权、让AI成为成长伙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共建数字素养生态系统。来自儿童自身的这些声音，为全球AI治理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独特视角。

6 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的系统性挑战

6.1 工程图景的复杂拼图：标准体系、技术架构与资源分配的互动

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绝非将技术模块简单地插入现有城市系统，而是一个涉及标准体系重构、技术架构重塑与公共资源再分配的系统性工程。

标准体系是这场重构的“骨架”。深圳牵头编制的《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从服务类型（身心发展与环境支持两大方向）、空间配置（城市—街区—社区三级网络）和人群适配（不同年龄段儿童+特殊儿童群体）三个维度搭建了清晰的国家级参照框架。这套标准体系为AI能力的嵌入提供了“接口规范”——每个维度的服务条目，理论上都可以通过AI感知、分析和匹配来加以优化。

技术架构是“肌肉”。AI系统对儿童友好城市的能力支撑，必须以现有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础。济南的“数字大脑”、雄安新区的“智慧教育平台”和深圳的“鸿蒙生态”，各自侧重不同的技术栈，但其共同特征是：通过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孤岛，将儿童的健康、教育、安全、福利等多源信息整合为统一的治理视图。

资源分配是“血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作用，支持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从“十五五”规划的政策表述来看，资金支持正逐渐从一次性项目拨款转向基于成效评估的长期投入机制。

6.2 数字鸿沟与社会正义：被AI遗忘的角落

AI技术的普惠性承诺与实际落地效果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容忽视的“数字鸿沟”。数智化转型伴随“数字鸿沟”风险，部分儿童可能因技术条件所限难以平等获取服务资源，儿童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也越发严峻。

数字鸿沟的层次结构至少包括三个层面：接入鸿沟（偏远地区缺乏智能设备和高速网络）、素养鸿沟（家庭数字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权益鸿沟（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的数据画像可能与服务供给脱钩）。在推动技术应用的同时，必须系统性地将弱势群体的可及性作为技术架构的“硬约束”，而非“事后补救”。

7 发展前景展望：逻辑推演与制度路径

7.1 近中期展望（2026—2030年）：标准落地与扩容加速

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全面实施，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将进入加速扩容期。在这一阶段，将有更多城市从试点转向正式建设，儿童友好理念将通过立法与政策工具实现系统化的深度嵌入。在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到2035年，全国百万以上人口城市开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比例将超过50%。

AI在这一阶段的作用将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精准识别，依托AI技术对困境儿童与特殊需求儿童进行主动发现；二是资源调度，基于实时数据优化公共服务与应急响应的资源配置效率；三是效果评估，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对儿童友好政策的执行成效进行量化评估与反馈改进。

7.2 中长期展望（2030—2035年）：从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的深度进化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大模型算力成本的持续降低和AI推理能力的革命性突破，儿童友好城市将从“AI辅助识别”阶段演进到“AI深度参与”阶段。

在教育领域，个性化学习系统将能够在认知科学层面精准诊断每个孩子的学习风格和认知盲区，实时调整教学策略。在公共卫生领域，AI系统将从“统计建模”转向“预测干预”，通过对大规模儿童健康数据的长期追踪，提前预警发育迟缓、心理健康风险乃至传染病暴发趋势。在城市运营领域，儿童友好城市的AI调度能力将具备对交通、照明、安防、应急等基础设施的实时优化能力，形成所谓的“呼吸型儿童友好城市”。

7.3 从“友好城市”到“智慧伦理”：文明的未来命题

在更远的尺度上，AI与儿童友好城市的深度融合将触及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技术文明与儿童权利的平衡。儿童是文明基因的传承者，但过度依赖AI系统的社会化养育，是否会导致世代文化传递的结构性断裂？当AI能够承担大部分原本由家长和教师负担的教养功能时，“人”的意义是否会被技术悄然替换？

这些并非杞人忧天的遥远命题。事实上，AI正在从辅助工具变为儿童成长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可能是推动空间正义与机会普惠的“文明加速器”，也可能在缺乏治理的情况下制造新型的“技术阶层固化”。对这两种可能性的权衡取舍，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最具分量、也最不可回避的终极追问。

8 结论：在技术与人性的交界处

回顾本文的系统性梳理，我们看到，人工智能时代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并非一场“技术优先”的宏大叙事，而是在三层逻辑的嵌套中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

第一层逻辑是制度逻辑。从2021年《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的发布，到2026年《儿童友好公共设施服务体系建设指南》的国家标准出台，从“城市试点”到“全社会建机制”，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加速从理念转向规范、从原则转向细则。这套日益成熟的制度体系，为AI与儿童友好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法律“护栏”与政策“接口”。

第二层逻辑是技术逻辑。从济南的“数字大脑”到雄安新区的“AI+教育”试点校，从深圳的“AI+基层治理”到成都的“公园城市微更新”，AI正在从多个维度重塑儿童友好城市的感知、决策与服务供给模式。技术与服务的深度融合，将儿童从“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

第三层逻辑是伦理逻辑。AI赋能儿童友好城市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数据安全、算法偏见、数字鸿沟、情感替代等深刻的伦理拷问。儿童不是数据的被动标签，也不是技术创新的“测试场”，而是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的主体。正如《意见》所强调的，儿童友好的核心是“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AI的使用，必须服务于这四个核心权利的充分实现，而非凌驾其上。

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六一”儿童节，当21名深圳的“小观察员”自信地站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用稚嫩的声音提出数十条基于AI技术的城市优化建议时，他们传递了一个深刻的信号：在人工智能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交汇的时代，衡量一座城市真正文明尺度的，不再仅仅是千兆网络覆盖率或算力中心的数量，更是在每一项城市决策之前，是否有人俯下身，从“一米高度”的视角，郑重地问一句：这样做，对孩子们来说，公平吗？安全吗？温暖吗？

这，或许正是人工智能时代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最值得笃信的答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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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年版）[Z]. 中国教育学会, 2025-09. https://jnzx.zz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