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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之前，中国的高考试卷上还没有选择题。

那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郑日昌带着团队做了一项调查。他们从全国随机抽取了5套高考试卷，复印后分发给不同省市的评卷教师打分。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傻眼了：

同一份理科试卷，不同地区给出的分数最多相差15到16分；如果是语文这样的文科卷子，最大分差竟然高达33分。

33分。这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里，意味着什么？不夸张地说，就是录取和落榜的天壤之别。

（一）

故事得从十几年前说起。

1944年，郑日昌出生在辽宁。1962年，这个对心理学一无所知的年轻人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他的第一堂课，是张厚粲先生上的——没错，就是那位晚清重臣张之洞的孙女。

张老师做了个小实验：拿一张黄纸，一个摆锤，让一个同学闭上眼睛，心里想一个方向，过一会儿，大家竟然都知道他想了哪个方向。老师说，这叫"肌读术"，就是肌肉的不自觉运动。

这堂启蒙课，为郑日昌打开了全新世界的大门。但没想到，理想之门开启不久，就被时代的风暴猝然关闭。

1968年，大学毕业的郑日昌被分配到东北一座煤矿挖煤。那一年，他24岁。

在井下，白班凌晨4点就要起床，从住的地方到工作面，光路上倒两次小火车、爬坡就得花将近一个小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上6点多才能回来吃晚饭。遇到高产攻坚，整月无休是常态。

比身心疲惫更难熬的，是井下暗藏的凶险。和他一起来的同学，有的精神被磨垮了，有的下井后就再也没能上来。

但郑日昌咬牙坚持了十年。支撑他的，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心底一个朴素的愿望：总有一天，我要重新回到讲台。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正在井下挖煤的郑日昌对此却一无所知——矿井里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与世隔绝。直到有一天，一个下井巡查的工程师认出了他，问他为什么不去参加高考。

郑日昌愣了一下，然后报了名。那一年，他以29岁的"高龄"考入北师大攻读研究生，1978年正式入学，1979年就开始担任来华讲学的美国心理测量专家的助教。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二）

1983年，留校任教的郑日昌已经是一名心理学副教授了。那一年，他决定做一件事——调查高考评分到底公不公平。

这不是心血来潮。在此之前，他翻阅了大量资料，发现国外早已普遍采用一种叫"标准化考试"的形式，用选择题代替主观题，由机器阅卷，最大程度减少人为误差。而中国的高考，仍然全部依赖人工批改。

他想知道：中国的情况，有多严重？

调查结果出来了。如前所述，同一份试卷，最高相差33分。

问题出在哪里？郑日昌总结了几条：

第一，地域差异。大学老师和中学老师掌握的标准不一样，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的评分尺度也不同。

第二，经验差异。老教师和年轻教师打分风格不同，有的保守，有的激进。

第三，情绪因素。改卷子那几天，老师们状态起伏很大——有人早上丢了手表，心情不好，打分就偏低；有人家里出了喜事，心情舒畅，分数就给得宽松。

"每一科不管文科理科，5个人评，10个人评，100个人评，只要人越多，就五花八门了，误差越来越大了。"

这还只是抽样调查。真实的高考阅卷中，一位老师每天要批改上百份试卷，疲惫程度，可想可知。

怎么办？

郑日昌写了一份报告，没有任何复杂的数学模型，就是大白话：什么是信度、什么是效度，现在高考评分出了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他把这份报告油印了十几份，寄给了教育部的每一位部长。

当时的教育部高教部部长作了批示："这个研究很有意义，给招生处说，要开展这个研究，支持他们。"

1985年，教育部决定在广东省率先试点：选择题和主观题分开考，选择题用机器阅卷。

这一步，走得并不容易。

（三）

消息传出，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老教师们忧心忡忡："这样录取的考生，只会画圈圈！"他们担心，选择题太简单，考察不出学生的真实水平，只会培养出一批"答题机器"。

面对质疑，郑日昌没有正面硬刚，而是用数据说话：

第一，知识点覆盖更广。一道选择题看起来简单，但它考察的知识点数量是主观题的8倍。选择题做得好的学生，基础知识一定扎实。

第二，考察快速判断力。很多选择题不是不会做，而是要在有限时间内从四个选项里选出正确答案，这考察的是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不是计算题，不是考你加减乘除。就是看你能不能灵活地运用你所掌握的数学公式定理法则。反应快的人，稍微一看就知道了。"

第三，城乡考生分数差距缩小了。1988年，研究数据出来了：引入选择题后，城乡考生的分数差距比之前缩小了12%。这道看似简单的"ABCD"，让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地区的孩子，不再因为改卷老师的个人偏好而吃亏。

"公平"——这是选择题改革最核心的诉求。

1989年，在广东试点三年后，教育部决定在全国推行两张考卷：选择题用光标阅读机自动评分，主观题保留人工批改。既保证了效率，又保留了思维深度的考察。

从那以后，选择题成为中国高考的标配题型之一。

（四）

如今，每年有上千万考生走进考场，在答题卡上涂写那个小小的圆圈。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ABCD"，背后凝聚着一位学者十年的井下光阴和此后数十年的奔走呼吁。

郑日昌后来被誉为中国心理学应用与社会心理服务的拓荒者。他撰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心理测量学》教材，率先在高校开设心理咨询课程，创立了融合中西思想的"阴阳辩证疗法"。但他自己最喜欢的称呼，还是"老师"。

"我最喜欢的就是叫我老师。以前想可能讲到70岁，后来没问题讲到80岁，现在80岁也还行，又想讲到85岁。"

从1968年到1978年，郑日昌在井下挖了十年煤。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他唯一的信念就是：总有一天要重回讲台。

1983年那个改变高考的发现，或许就是对他十年坚守的最好回报。

又一年高考临近。当千万考生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当他们在ABCD之间做出抉择时，那个曾经蹲在煤矿深处仰望星空的人，应该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吧。

那个在井下等了十年的少年，最终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